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

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从法理上看，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正为生命线的价值体系。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首先是目标方向、发展道路、战略决策上的领导，即确立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路线、总抓手，体现为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20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法治经济建设培植了更加深厚、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207]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28]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施工图。[83] 相对于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而言，方法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由研究对象二元论与整体论决定，国家与法权理论传统形成了纵的体系和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的基本特征。《苏联法律辞典》收录了该词条，其全部内容为：ЮPИCПPУДEHЦИЯ（拉丁文为IURISPRUDENTIA，按字面的意义，即法的知识、法学）法理学（‘ЮPИCПPУДEHЦИЯ）这一术语用来标明法的科学和法的科学这一部门中的理论活动，也用来标明法律实际工作者的专业活动。一方面，1981年至1982年间出版的两本代表性教材继承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材将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与社会主义法分篇（编）论述的结构，只是社会主义法部分进一步划分为法的本质和作用与法的制定和实施两编。它一般不具体地研究实在法现象的各个问题。

法哲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学基础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权理论教程》十六章中，单纯的国家理论就占了六章。

与后者完全等同的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说明整个社会的一种科学，它说明一切社会现象的一般特点，说明它们与自然现象的不同，说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各部门的相互关系，说明它们——整个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发展规律。说它本质，是因为并不存在一般的国家与法权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权同剥削者的国家与法权相统一。第二篇与第三篇的区分，是一般的理论概念意识形态功能的具体化，是研究对象二元论的集中表现。其次，就法学的基础理论而言，则与本文发生了全面的关联，因为本文的主题恰恰是研究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的历史。

（二）国家理论的消失与基本特征的延续 在国家与法权理论传统下，国家理论占据了教材相当大的篇幅。时至今日，这三个面向的定位仍深刻影响着中国法理学的发展。2月，陈守一指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苏联没有把政治学当做一门专门科学，长期地以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我们沿用下来。[57]这五种观点的并存表明，当时学界并未就法学基础理论的具体改革措施达成共识，这就导致了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教材用法理学者有之，用法学基础理论者有之。

[59] 继沈宗灵的一般法律之后，张文显鲜明地指出，法的一般理论以一般法为研究对象。在西方国家中，‘法律哲学一般是高等法律院校开设的一门课程。

所以，法学基础理论刚开始时更多地是在课程而非学科意义上讲的，而正因为它是法学的基础理论，所以教材一般都会从法学导论开始讲起。1981年，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和指导教师名单》《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作为二级学科的法学理论均名列其中。

[26]这是因为在苏联法学界，本不存在法理学概念，倒是源于欧陆的法哲学概念，作为资产阶级关于国家和法的代表性学科不时被批判性地提及。该书在将教材更名的同时突破了纵的体系。文正邦指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法学之间的一门中间科学;[42]傅季重认为，法律哲学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既是哲学的一部分，又是法学的一部分。张文显指出：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一）国家与法权理论传统 1.研究对象的整体论与二元论 苏联国家与法权理论传统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而从根本上有别于此前资产阶级的相关学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同一切冠有各种各样名称的资产阶级关于国家和法的科学部门（如‘法的哲学‘国家和法的一般理论‘法的一般理论‘法的社会学‘法学大全‘政治学等等）根本不同，它宣布自己的任务是总结地、系统地论述国家和法的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国家与法权理论这一门学科所包含的理论原理，对一切其他各‘部门学科都是共同的、必要的。

[2]此即法理学的传统含义。[65]此后不久，该书再版时更名为《现代西方法理学》。

李步云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一种并列、平行的关系。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尽管国家与法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当强调内容本身时，呈现的是法学的基础理论。[82] 法理学之所以是法学的方法论，是因为：大凡一种新的法学理论或学说的兴起，都是从研究方法的突破开始的，至少是与方法的更新分不开的

既有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有具体的行为规范。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清晰意识到中国文明传统的历史演变。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成为遵纪守法的先锋模范，在依法治国中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继承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古代政治理想，继承了古代士大夫阶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始终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

商周至秦汉时期 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内在有一个漫长演变过程，从商周时代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形成了中国文明所建构的天下大一统秩序，此后虽经历了佛教和异族统治，但天下大一统秩序历经损益基本上保持稳定，从而形成了儒释道互补的格局，共同奠定了古典中国文明秩序的核心价值。这种礼法传统尤其强调道德教化、风俗习惯对法治秩序的塑造作用，强调领导集体的道德信念、人格楷模对法治秩序的推动作用。

既有大陆法的法典化传统，又有普通法中强调司法权威乃至判例制度的痕迹。3、现代法治的中国方案：融合古今中西法律传统 中国法治要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文明传统。

而这些核心价值贯穿于儒家的礼制体系和法家的法律体系中，从而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互补、道德与法律相互交织、成文法与判例法并重的中华法系传统。中国是一个拥有辉煌文明传统的世界性大国。

中国法治建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在中国法治文明的历史基础上创建新的法治文明。强调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并将党的领导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人民群众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各个环节中的积极参与，无疑是在坚持和发扬社会主义政法传统。然而，究竟是将西方法治作为普适价值来照搬照抄，还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扎根中国大地，在吸收外来因素的基础上走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近代以来的法治建设历程中始终贯穿着这两条道路、两条法治建设思路的分歧和斗争。既有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也有党员日常活动的纪律。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战略目标无疑是融合不同的法律传统，建构新的中国法治传统。

鉴于不同历史其法治建设重点不同以及借鉴的法律传统的不同，中国法治建设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征，既有传统中华法系的特征，又具有现代法治的基本架构。正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实现了一次历史性飞跃，即第一次将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党纪纳入到国家法治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中，从而凸显了党规党法体系在国家法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党规和国法并举，党规和国法相统一、相衔接。

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在这方面前苏联破坏民主法治、导致权力不受约束无疑是一面重要的历史镜子。